遵义会议期间挖苦毛主席的凯丰，1935年后有何结局？

你了解什么马列主义？不就是靠《孙子兵法》《三国演义》来打仗吗？我坚决不同意让毛泽东指挥红军！

在遵义会议上，当时身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、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的凯丰，当着所有与会代表的面，对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说了一番尖锐刻薄的话。

毛主席一直没有忘记凯丰那番挖苦自己的话，经常跟别人提起。

为什么凯丰在遵义会议这个关乎我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会批评毛主席“不懂马列主义”，还反对毛主席领导红军呢？遵义会议之后，他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呢？

凯丰是一个名字，听起来简单而亲切，就像是邻家的温暖问候。

说起这件事，我们要从红军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后，被迫踏上长征之路讲起。

长征之路，是一段充满艰辛与挑战的征途。在那漫漫征程中，有许多故事和思考值得我们铭记。今天，我们就来聊聊这段历史，以及它带给我们的启示。首先，长征是革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。当年，红军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，历经千辛万苦，穿越雪山草地，克服了无数困难，最终取得了胜利。这段经历告诉我们，无论面对多么艰难的环境，只要心中有信念，就一定能找到前进的方向。其次，长征体现了团结协作的精神。在长征途中，红军战士们互相帮助，共同面对困难。正是这种团结一心、同舟共济的精神，让这支队伍能够在重重险阻中坚持下来。这告诉我们，在面对困难时，团结就是力量，只有大家齐心协力，才能克服一切。再者，长征也展示了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。在长征的每一个阶段，红军都面临着生死考验，但他们从未放弃。这种顽强的毅力和坚韧的意志，是他们最终胜利的关键。这也告诉我们，在生活中，无论遇到什么挫折，都不能轻言放弃，要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。最后，长征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历史的记忆，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。这种精神鼓励我们在面对挑战时，保持乐观、坚定信念，勇于前行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这种精神永远是我们前行的动力。总的来说，长征是一段值得铭记的历史，它教会我们许多宝贵的道理。今天，我们回顾这段历史，不仅是为了缅怀过去，更是为了激励未来，让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中，继续发扬长征精神，勇往直前。

1934年10月，持续了一年的第五次反“围剿”行动失败了，中央红军不得不踏上长征的艰难旅程。

长征刚开始时，毛泽东、王稼祥和张闻天三位同志坐在一起讨论当前的情况。他们觉得，红军带着这么多笨重的机器设备行军，根本不像是一次简单的转移，反而像是在“搬家”。

毛主席曾经建议李德和博古放弃那些不必要的辎重，让队伍轻装上阵，以免被敌人围住一网打尽。但是，固执的李德和博古完全没采纳毛主席的建议，他们认为在偏远的地方不可能产生真正的革命理论，而毛主席，一个总是和农民打成一片的人，他的意见在他们看来根本不值一提。

在李德和博古的指挥下，中央红军带着笨重的装备，参与了湘江战役。这场战役异常艰难，红军损失惨重，原本有8.6万人的部队，一下子减少到3万多人。

湘江战役的地图

由于李德等人错误的指挥，我党失去了辛辛苦苦建立多年的井冈山根据地，部队也损失了差不多三分之二的兵力。这样的结果怎能不让他们痛心疾首呢？经过一番讨论，他们一致认为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临时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决策所致。

让三人更忧心的是，前不久博古和李德给各军团首长下了命令，要求部队去湘西和红二、六军团会合。问题是，此时蒋介石已经调集了20万大军，在红军必经之路上设下了四道防线，等着红军主力部队往这个口袋里钻。

三万刚刚打完败仗的红军去硬碰二十万的国民党军队，就像鸡蛋碰石头。毛泽东果断决定，必须马上召开军委会议，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。

毛泽东主席

1934年12月11日，红军控制了湖南通道的县城。毛泽东随即与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会面，建议尽快召开紧急会议。周恩来因对红军当前的情况感到担忧，同意了这个提议。

在会上，毛泽东把李德去湘西的军事建议彻底否定了，并提出部队应该往贵州走。毛泽东认为贵州的王家烈的军队“鸦片鬼”，战斗力不强，只有西进贵州才是唯一的出路。

毛主席的建议得到了周总理的认可，红军随后进军贵州黎平，并在那里再次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。

在黎平会议上，毛泽东、张闻天和博古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。博古主张回到黔东地区，然后在湘西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。毛泽东则认为这是“自投罗网”，主张部队应该去川黔边界，建立一个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。

周恩来这次又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，红军部队继续向西前进，准备攻打黔北的重要城市遵义。

12月20日，张闻天和王稼祥聊天时认为，如果让李德、博古继续掌管红军的军事指挥，可能会重蹈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覆辙。唯有让“老毛”来领导军事，红军才能找到正确方向。

张先生是一位著名的人物。

当天晚上，王稼祥联系了彭德怀、刘伯承、聂荣臻、左权等红军将领，把他的想法告诉了他们，得到了大家的支持。很快，红军队伍里就传出了“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”的呼声。

1935年新年后，李德被彻底免去了所有军事领导的职位，再也无法指挥军事行动了。

1月7日凌晨2点，红一军团第2师占领遵义县城。党中央决定在1月15日，于遵义老城子尹路80号，召开一次关于“检讨第五次反‘围剿’与战略转移中军事指挥经验与教训”的政治局扩大会议。这个被称为遵义会议的会议即将召开，历史将永远铭记。

遵义会议的波折

转眼间，1月15日到了，这次会议由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博古主持，共有20名代表参加。

懂历史

作为临时中央负责人，博古知道自己这次会议会受到批评，所以在会议开始前几天做了很多准备，自认为已经“稳操胜券”。

遵义会议期间，博古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。他的报告逻辑分明，尽量将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和湘江战役失败的原因归咎于“客观因素”，自己则避而不谈。

博古以为，自己演讲后大家会支持和理解他，结果发现除了凯丰同志外，所有人都对他冷淡，连自己的“战友”李德也一言不发地坐在门口。

何克全是凯丰的真实名字。他在苏联莫斯科的中山大学读书时，与博古成为了好朋友。回国后，博古还成为了他的入党介绍人。

在中央苏区时期，凯丰对博古的政策并不是特别支持，但他也不认为博古做的事情全都是错的。凯丰很清楚这次会议就是针对博古的。出于友情和道义，再加上他非常瞧不起毛泽东，觉得毛泽东只会打仗，完全不懂马列主义。他对王明说的“山沟沟里怎么出马列主义”这句话非常赞同。因此，凯丰决定站在博古这边。

不过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和凯丰一样看问题。

在会议安排中，博古发言结束后，轮到周恩来进行汇报。等周恩来讲完，参会的各位将针对博古和周恩来的汇报内容发表个人见解。

首先发言的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，他明确表示：“我不赞同博古同志的报告。”接着，他从口袋中取出事先准备好的报告提纲，指出博古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战略战术上的诸多重大失误。

这份后来被称为“反报告”的报告，立即在会议上引起轩然大波。当时，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，和周恩来相当。他做完这份重量级报告后，博古甚至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会场陷入了一段时间的沉默。

在那尴尬的沉默里，博古看了一眼墙上的钟，发现已经到了中午12点半，便决定散会，下午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。

午休时，凯丰走到博古面前，问道：“你作为中央总书记和会议的主持人，怎么能让张闻天这么放肆地批评？”

博古无奈地说：“我们党重视民主，不能阻止他们发言。”凯丰随后去找聂荣臻，希望他能和自己一起支持博古，但聂荣臻坚决表明自己站在正确的一边。

聂荣臻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和军事家。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，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。聂荣臻不仅在军事指挥方面有着卓越的才能，还以其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品德赢得了人们的尊敬。他在战争年代带领部队浴血奋战，多次取得重大胜利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聂荣臻的事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，他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传承。

凯丰这次又吃了闭门羹，去找博古诉苦，把刚才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，最后还生气地说：“聂荣臻真是个硬骨头！”早就猜到会有这种结果的博古无奈地笑了笑，对他说：“这就是自己找麻烦啊。”

不久后，各位代表重新走进了会议室，博古宣布“会议开始”之后，毛泽东率先起身，表示有话要说。

在这一个小时里，毛泽东冷静且全面地指出了从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开始，临时中央在军事策略上所犯的一系列错误，并进行了深入剖析。他驳斥了博古关于“战斗失败主要是由于外部因素”的说法，强调说：“正是由于博古和李德推行了错误的军事策略，我们才遭受了如此重大的损失。”

毛泽东

在毛泽东发言之后，王稼祥、朱德等人也相继发表了意见，他们坚定地表示支持毛泽东，并明确指出红军应当由毛泽东来领导。

一直以来都在门口默默抽烟的李德对于大家对他的批评并不认同。他认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的力量太过强大，再加上我军一些战士在使用新战术时出现了问题，这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。

李德说完后，凯丰也站了出来。他是这次会议中少数支持博古的人之一，觉得自己必须说点什么。但他自己又说不出毛泽东批评博古发言中的错误，于是开始对毛泽东进行讽刺。

你知道什么是马列主义吗？你最多只是看了些《孙子兵法》和《三国演义》。你的军事战略都是从那里学来的，现在用不上了。你还会什么？不就是凭着《孙子兵法》指挥打仗吗？

说到这里，他环视了一下在场的代表，目光最终落在了李德身上：“我坚决反对毛泽东来指挥红军！”

遵义集会

凯丰的话一出口，会场里顿时安静下来。被他调侃的毛泽东却显得特别从容，他不慌不忙地点了一根烟，抽了一口后，抬起头看着凯丰，问：“凯丰同志，你读过《孙子兵法》吗？你知道这本书有多少章多少节吗？开头第一句是什么？”（其实当时毛主席对《孙子兵法》也没太深入研究过。）

凯丰一下子愣住了，张嘴半天说不出话。他其实对《孙子兵法》了解不多，只知道这本书很有名。

毛泽东继续说：“战争的规律，在古代和现代，中外都有。我们祖先的好东西，为什么不能借鉴呢？为什么一定要被一些教条束缚住我们的手脚呢？”

毛泽东提出的问题让凯丰无话可说，就像一只被打败的公鸡一样，低下了头坐在那里。

博古看到会议陷入了僵局，便宣布散会。正当大家准备离开时，康克清走了过来，说：“大家等一下，我们总部今天杀了头猪，给大家加个餐。”张闻天听了这话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好啊，今天咱们可以好好享用一下总司令部的‘土豪’待遇了！”

康克清

到了第二天的会议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批评博古和李德，甚至有的批评还牵扯到了同样是“三人团”成员的周恩来。这时，会场上出现了两个对立的阵营，一方以毛泽东、张闻天和王稼祥为首，另一方则由博古、李德和凯为主导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周恩来的立场变得尤为关键。

周恩来在昨天会议结束后想了许久，觉得在之前的某些事情中自己确实犯了一些错误，当时临时中央的做法确实存在问题。

所以在16日的会议上，周恩来发言时明确表示赞同毛泽东、张闻天等人对党中央错误的批评。作为战争的负责人之一，他觉得自己也应该承担责任。因此，周恩来主动向中央提出辞职，建议让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。

周恩来

周总理的讲话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，参会代表纷纷表态，支持毛主席重新回到红军领导岗位。第二天的会议上，毛主席正式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，正式进入了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层。

党的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。

遵义会议顺利召开，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个大喜事。不过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大家那么开心。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，凯丰公开表示对会议的决定不满意，还撂下一句话：“谁对谁错，时间会证明一切。”

知错能改

遵义会议之后，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，巧渡金沙江，让蒋介石的追兵忙得团团转。看着这一切的凯丰对毛泽东的态度彻底改变了。

在一次重要的集会上，凯丰公开表示：“今天我要明确，我改变之前在遵义会议上的立场，全力支持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的红军。事实证明，只有毛泽东同志才能带领我们的党和红军走向胜利。”

四次渡过赤水河

1935年6月，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成功会师，并召开了著名的“两河口会议”。这次会议在红军历史中意义重大。当时，张国焘自认为红四方面军兵力雄厚，看到只有三万多人的中央红军后，产生了轻视心理。他不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向川陕甘发展的北上方针，而是主张向西康方向发展，最终建立“川康政府”。

在会议上，凯丰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北上方针，并写了一篇名为《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》的文章，发表在我们党的机关报《前进》上。他在文章中说，“张国焘想搞西北联邦政府，最终要把党中央也‘联邦’进去。”

张国焘看到凯丰的文章后，心情非常不好。这不仅因为凯丰是他的老乡，来自江西萍乡，更因为凯丰是第一个公开批评他的人。因此，张国焘开始策划一系列针对凯丰的反击行动。

在这几个月里，张国焘的真面目渐渐显露出来。而凯丰则坚定地支持毛主席，公开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，经常写文章批评张国焘，也因此获得了“长征路上的写手”这个美名。

毛泽东等领导人都非常欣赏凯丰在思想和行为上的转变，并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。毛主席曾在公开场合称赞凯丰是个“两可”的人才，意思是说他既有培养成大才的潜力，也能担当重任。

前左2： 凯丰

在宣传领域的优秀指挥者

红军到了延安之后，凯丰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长。在长征期间，他和毛主席的关系越来越亲近。因此，在延安的日子里，毛主席经常到他的小屋聊天。

1937年5月2日中午，凯丰夫妇正在屋子里吃饭，毛主席突然笑眯眯地走了进来。凯丰的妻子廖似光见状赶紧站起来为毛主席让座。

毛主席了解到凯丰家只有两把凳子，便开玩笑地说：“你把凳子给我坐，你自己站着吃饭行不行？”廖似光听了笑了笑，回答说：“你不是说过站着吃饭能多吃点吗？今天我也试试。”

毛主席和凯丰听了这话后都笑了。随后，毛主席看了看桌上的饭菜，叫来了勤务员，让他把桌上的饭菜再热一下。因为凯丰的身体不太好，特别是肠胃，所以最好别让他吃冷的食物。

凯丰一边看着勤务员热饭，一边问道：“主席，您这次过来，是不是有啥事啊？”毛主席笑着回答：“我看了你昨天在《解放周刊》上发表的那篇文章，写得挺不错。我觉得这篇文章对西安事变后的大伙儿，尤其是年轻人们，很有启发。这样的文章应该多写。”

毛主席提到的文章是凯丰在5月1日发表的《我们对北方青年的期望》。在这篇文章里，凯丰展现了出色的写作技巧，帮助“左派”和“右派”青年们消除分歧，共同为国家的救亡图存而努力。

从左至右排列的是：张闻天、康生、周恩来、凯丰、王明、毛泽东、任弼时、张国焘。

面对毛主席的表扬，凯丰显得非常谦虚，他说自己担心解释不清楚中央的意思。

主席听了之后，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你都说不明白，延安还有谁能讲清楚？”接着，主席坚定地对凯丰说：“你是咱们党的文笔高手，不仅要多写文章，还要带动其他同志一起写！”

毛主席的话让凯丰深受启发，他又写了很多深刻的文章，为我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凯丰当上了沈阳市委的书记，1952年又到了北京，做了中宣部副部长。无论当书记还是当部长，凯丰一直保持着清正廉洁的作风。有一天，他的二女儿生了孩子，就写信给凯丰，希望父亲能把她调到身边工作。

凯丰马上给女儿回了一封信，说：“你们还是回家种田吧，不用来我这儿。我这边没法养活你们和孩子，还是靠你们自己养活自己和孩子吧。”

1955年3月23日，凯丰同志在北京因病离世，享年49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