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代湖南为何豪杰辈出？

从“春风不度玉门关”到“引得春风渡玉关”

从“但求生入玉门关”到“八千湘女上天山”

近代新疆的完整要感谢两个湖南人，一个是左宗棠，另一个是王震。

湖南鼎盛于近代，除教员外，十大元帅有其三，十大将军有其六，上将占三分之一，辛亥革命的主力是黄兴的华兴会，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后，仅湘乡一县，二品以上军功地主（多为有实利无实权的被保举之人）就有2000余人。

人都是学而知之的，如此雄厚的人才基础，需要有完善的教育体系才行。

教员说自己读了六年孔夫子，但他读的却是七家不同的私塾，可谓“一里一私塾”。

韶山冲一个小山村都有如此密集的私塾，可见当时湖南教育之盛。

教育的背后是经济，没有持续的投入，教育是搞不起来的。

2024年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达42076亿元，这个钱需要年年投，而且还需要稳步增长。

“没有三斗米，哪来读书郎”，近代湖南在各领域人才辈出，海量的可持续的教育资金从何而来呢？

江西填湖广

曾国藩、左宗棠、胡林翼、彭玉麟这些湘军名将，教员、刘少奇、谭政大将等革命家，陈寅恪、齐白石等文化名人，他们都是湖南人，但他们的祖籍都是江西。

据考证，湖南北部、中部80%以上人口为江西后裔，南部超过50%，仅湘西土著较多。

为什么会这样呢？

元末民族矛盾激化，1351年红巾军起义爆发，元军“逢城必屠”，开封、南京、扬州等大量城市人口灭绝。

全国陷入割据混战，朱元璋、陈友谅、张士诚等人在江淮、江南等核心农业区反复拉锯。

河南又发生鼠疫，户绝者十之有九。

湖南处在南北大通道上，也是十室九空。

朱元璋一看，这哪行啊，必须尽快恢复人口，主要措施有：

解放全国奴婢，流民返乡，大规模移民，鼓励生育，“计民授田”，大兴水利，民屯、军屯、商屯制度化等措施。

其中，“山西填中原”“江西填湖广”是两大核心移民工程，江西和山西，地形相似，都是三面临山，一面靠江，一条主河贯穿南北，平时发展经济不易，战时却可以避难，两省都保留了大量的文物，就是因为易守难攻的地理。

江西老表移民到湖南后，为何能成为湖南的第一桶金呢？

因为宋明时期的江西是中国第一大省，在人口、农业、纳税、文化等诸多领域都是第一。

湖南地处内陆，长期是文化沙漠，虽然出现过周敦颐、王夫之，但总的说来，人才之少寥若晨星。

江西移民不仅带来了人口红利，更带来了景德镇的制瓷技术、樟树的药材加工技艺。湘潭的“江西会馆”至今留存着17块功德碑，记载了赣商在湘江流域建立粮仓、药行的创业史，成为两省经济血脉相连的见证。

大量江西移民的涌入，带来了财富、技术和文化，使湖南人口素质大大提高。到康熙时，湖南水稻生产已有了较大发展，赢得了“湖广熟，天下足”的美誉，湖南湖北本一家，原来都是楚国的地盘，所以，湖南又称楚南，康熙一看，现在你实力太强了，赶紧拆分吧，这才有了两湖分治，就像江南省实力太强，分成江苏和安徽一样，只剩下尴尬的南京身为江苏省会却不得不成为徽京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到了明初时，“湖广”只有两湖没有广了，只是历史上喊习惯了，两湖仍叫“湖广”

元末明初的大移民，对湖南的影响深远，不仅使湖南全省人口素质实现了更新，而且还带来了移民所具有的开拓精神与进取意识，并逐渐形成了明显有别于其他省的特殊民风：“吃得苦，耐得烦，霸得蛮”，这种性格与“东北人能动手绝不动口”“四川人绝不拉稀摆带”“客家人脖子硬不怕死”一样，都是因为移民经历而形成的集体性格。

所谓“霸蛮”就是“不认输”的意思，“若道中华国果亡，除非湖南人尽死”就是这种性格最生动的体现。

一口通商

1757年，乾隆下令只留广州一个通商口岸，其余海关全部关闭。

这一关不要紧，江西和湖南吃的是肥头大耳，因为他俩都有通往广州的水路，江西有赣江，湖南有湘江和湘粤古道，他俩垄断了贸易通道，相较于江西来说，一口通商对湖南的影响则是脱胎换骨的。

比如，槟榔产于热带，但湘潭人吃槟榔全国第一，就是从广州带回湘潭的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株洲紧挨着湘潭，但湘江湘潭段有一个更大的“U”形湾，水流较缓，更利于泊船。

郴州则因为区位优势成了贸易中转站，大量货物（如茶叶、矿产）经此集散，推动了本地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。

长沙、湘潭发展为区域性商贸中心，湖南的茶叶、稻米、桐油成为出口主力，农业从自给自足转向了市场化生产，票号、镖局、客栈等服务行业也蓬勃兴起。

长沙岳麓书院、郴州东山书院等因资金充裕扩大规模，吸引省内外学子，为人才辈出奠定基础。

商旅带来了沿海和西方的消息，打破了内陆的封闭，湖南人开始睁眼看世界，“湖南四杰”魏源、陈起诗、汤鹏、左宗植（左宗棠的二哥）受此影响，提出“师夷长技”等革新思想，著作《海国图志》成为近代启蒙经典。

乾隆的一口通商对湖南的影响是巨大的，湖南成了全国物流与粮食供应链的核心通道和节点。物流枢纽地位带来了经济繁荣，资本投入教育催生了人才梯队，思想开放推动了近现代湖南成为变革前沿的进程。

在乾隆一口通商之前，还有两次一口通商，一次是明嘉靖年间（1523—1566年），共43年，还有一次是清顺治十二年至康熙二十三年（1655—1684年），共29年。

三次一口通商共157年，给湖南带来了滚滚财源。

但一口通商是一把双刃剑，1842年，英国人逼着清政府签订了《南京条约》，开设上海、宁波、福州、厦门、广州为通商口岸，两广地区依赖十三行谋生的码头工人、矿工、炭工、挑夫、客家人等群体很快失去了生活来源，引爆了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代表的众多反清斗争，太平天国从广西桂平金田村出发，很快就席卷全国。

以前有多爽，现在就有多惨，依赖水运生存的江西、湖南经济一下子断崖式下降。

1898年，《内港航行章程》签订后，清政府又新增了九江、长沙、宜昌、岳阳、湘潭为通商口岸，洋货的倾销打垮了脆弱的民族工商业，鸦片又吸走了中国大量财富。

正如张之洞所言：“湖南煤、铁之利，自昔甲于天下。道光以前，浙江沿海各省，无不仰赖湖南之煤铁。……自与洋人互市，洋煤洋铁阑入内地，洋铁洋煤之销路占进一步，则湘铁、湘煤之销路退缩一步。以致湖南煤铁不能售出境外，其利皆为洋人所占”

江西比湖南惨，航运萧条，造船业萧条，景德镇的瓷器技术此前就被传教士偷偷带回了欧洲，出口受阻，更惨的还在后面，一场太平天国，江西多次成为主战场，导致人口减半，财富被劫掠一空，辉煌千年的江西就此陨落。

船山遗书

江西移民的到来提高了人口素质，一口通商挣到了一大桶金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，但这不能解释近代湖南豪杰辈出的原因。

因为王夫之，因为他的《船山遗书》，近代湖南的所有变革者都受到了他的影响。

他认为“能兴即谓之豪杰”——唯有唤醒主体精神、坚守道义担当、勇于革新实践，方能在任何时代超拔流俗，成为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”的脊梁。

他认为培养豪杰的核心是“立志脱俗”与“知行合一”，深刻影响了湖湘文化“经世致用”的传统，为近代谭嗣同、毛泽东等人提供了精神资源。

《船山遗书》作者王夫之（1619年—1692年），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，被称为最有骨气的思想家，也是继北宋周敦颐（1017年—1073年）之后，又一位奉祀孔庙的湖南人。

王夫之反清复明失败后，隐居衡阳石船山，人称“船山先生”。

他比搞一口通商的乾隆大117岁，之所以排在乾隆后面，是因为他的学说被埋没了近200年，他反清的思想在当时没人敢发表。

1842年，《船山遗书》首次刊印。

文献学家邓显鹤（1777年—1851年）对湖南文化的收集整理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，刊刻出版各种学术、文献书刊40多种、600多卷，自己编著400多卷，共计1000余卷，在整理的文献中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《船山遗书》的刊刻。

他被称为“楚南文化第一人”“湘学复兴大师”，去世后，其墓表由曾国藩撰文，左宗棠书写，这是曾、左二人唯一联手创作的作品。

王夫之在哲学、历史、文学、儒学、佛学等众多领域均有很大成就，他的学说一直影响至今。

曾国藩通过他的重“礼”思想来强化儒家的传统观念；

维新人士吸收他“变化日新”的社会变革观倡导改革；

辛亥革命利用他的华夷之辨的民族意识进行反清革命；

刘人熙等人在长沙设立船山学社，创办《船山学报》；

杨昌济赞赏王夫之的知行学说，并影响到青年毛泽东；

梁启超对其评价说：“近世的曾文正（曾国藩）、胡文忠（胡林翼）都受他的熏陶，最近的谭嗣同、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。清末民初之际，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”

谭嗣同在《论六艺绝句》评价王夫之：万物招苏天地曙，要凭南岳一声雷。

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评价道：船山学说为民族光复之源，近代倡义诸公，皆闻风而起者，水源木本，瑞在于斯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左宗棠是第一版《船山遗书》的编辑，郭嵩焘、曾国藩都是因为他才知道这本书。

梁启超称赞左宗棠为“五百年来第一伟人”，教员赞其“对国家主权寸土不让”

左宗棠之所以能在朝堂上与海防派死磕，提出“海塞并重”的观点，能在64岁时抬棺西征平定新疆，能在68岁时得知清使签订丧权条约后，再度抬棺进驻新疆哈密，以武力为后盾支持曾纪泽谈判，最终迫使沙俄归还伊犁大部分领土，保全了166万平方公里国土，被称为“晚清最后一根硬骨头”，就是因为他深受王夫子豪杰思想的影响：“身可辱，生可捐，国可亡，而志不可夺！”。

教员也有理论来源于王夫之，王夫之提出“行可兼知，而知不可兼行”，主张实践是知识的源泉，且实践可验证真知，《实践论》也系统性地阐述了“实践—认识—再实践”的辩证关系。

教员还利用船山学社开展了大量革命活动。

1921年，教员利用船山学社社址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，将其定位为“党的理论策源地”。课程设置融合了船山思想与马克思主义，编写了《船山简明读本》作为教材，并邀请了李达、何叔衡等讲授唯物史观，该校培养出了夏明翰、毛泽民等早期革命骨干，成为中共首个干部培训学校。

教员以自修大学为基地，组织工人夜校和工运领袖培训班。例如，安源罢工前，他多次赴矿井调研，编写了《工人夜校读本》，用王夫之“行可兼知”思想鼓励工人团结斗争，并指导刘少奇、李立三等制定罢工策略。

1922年，教员在船山学社主持追悼被军阀杀害的工运领袖的活动，以王夫之“舍生取义”的精神号召革命，推动全国反军阀的浪潮。

他定期举办沙龙，探讨王夫之“公天下”思想与社会主义的契合点，为革命提供本土化的理论支撑。

对了，教员与杨开慧的婚礼也在船山学社举行，不置嫁妆、不坐花轿，仅花费6元宴请亲友。

左宗棠1885年去世，教员1893年出生，他们并无交集，但都深受王夫之的影响。

太平天国

平定太平天国过程中，清廷是不发军饷的，全靠自筹，那么多人马怎么自筹？抢呗，这个口子一开，老百姓就遭了殃，湘军将江西、安徽、浙江、江苏的财富劫掠一空，往湖南运送金银财物的船只在长江上浩浩荡荡，遮天蔽日，来了一次财富大转移。

这是存量资产的直接掠夺，增量资产就是大量湘军将领入朝为官。

单就政界官员而言，曾国藩去世后，其幕僚中总督以上者15人，巡抚14人，布政使、按察使、提督、总兵、参将、副将、知州、知府等不计其数。

有钱了，干嘛？

搞教育！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。

我们来看一下谭嗣同的人物关系，大家就知道近代湖南的教育有多牛了。

毛主席有个老师叫杨昌济，杨昌济有个亦师亦友的老师叫谭嗣同。

朱德有个老师叫蔡锷，蔡锷在时务学堂有个老师叫谭嗣同。

也就是说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有一位共同的师爷。

谭嗣同有个同学叫唐才常，唐才常为给谭嗣同报仇成立了自立军，自立军有员猛将叫黄兴，黄兴有个校友叫宋教仁……

近代湖南留日学生数量全国第一，留法学生第二，留俄学生前三，刘少奇、任弼时、萧劲光、李富春、蔡畅、赵一曼、左权都是留俄的，加上湖南本土的私塾、书院、学堂、学校、师范，为近代湖南培养了一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。

以魏源为代表的经学主变派、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、以谭嗣同为代表的戊戌维新派、以黄兴为代表的辛亥革命派、以杨度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、以教员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，都源于湖南因一口通商和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而攒下的雄厚教育资本。

江西因太平天国而衰落，但江西特殊的地理又使江西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、中国革命的摇篮，中华苏维埃的摇篮，人民军队的摇篮。

粤汉铁路

“茫茫九派流中国，沉沉一线穿南北”，“沉沉一线”指的就是京广线。

最初的京广线是由两段组成，一段是卢沟桥到汉口，一段是汉口到广州。

修建的直接原因是甲午战败，既然海战不行，那就打通南北交通的陆路大动脉，“深入腹地，可避列强沿海威胁”

最初的线路选择是经江西九江、赣州，翻越大庾岭到广州。

但此时的朝堂之上，江西人已经不剩几个了，而湘军集团在朝中势力庞大，朝中有人好办事。

先是谭嗣同在《湘报》发表文章《论湘粤铁路之益》，系统对比两省优劣。

他说江西有“六不利”，湖南有“九利十益”，言之有物，堪称雄文。

熊希龄联合士绅面见张之洞、盛宣怀，强调湖南“风气刚健，可练兵御侮”“矿产丰饶，能支撑工业”，将铁路提升至救国高度。

这招高明，你不就是怕海战打不过吗？湖南人霸蛮，不怕死，过湖南，保你安全。

因粤汉铁路的开通，长沙取代湘潭成为商贸核心，株洲因粤汉、株萍铁路交汇成为工业中心，衡阳发展为湘南物资集散地。对应的是，传统赣江商路被铁路取代，九江、赣州经济迅速衰落。

江西没有自弃，在革命火焰迅速燃烧时为红军提供滋养，与来自湖南的兄弟一起战斗，最终建立了新中国。

历史是过去的故事，新的篇章需要新时代的书写。

江西的稀土、锂矿储量全国领先，宜春锂矿含量占全国40%，可以为新能源产业提供核心支撑，京东方、立讯精密的电子信息、宁德时代宜春基地已经成为支柱产业。

2024年接待游客8.9亿人次，超过湖南19.1%，红色旅游（井冈山）与生态旅游（婺源）形成了全国示范效应。

江西正在加速与广东的深度融合，积极推进赣粤运河建设，借助深赣高铁打造“研发在深圳、制造在赣州”的产业分工，积极引入大湾区高端产能。

江西、湖南本是一家人，在合作中进步，在竞争中成长，才是快乐的好兄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