谷正文回忆：张志忠是条硬汉，蔡孝乾没底线，出卖老部下时眼睛都不眨，连叛徒都不如，特务都看不起他，太丢人！

1950年的台北，夜里总裹着一层冷得刺骨的风，尤其是监狱那片区域，铁栏杆透着寒气，刑具碰撞的声响偶尔飘出来，听得人心里发紧。

在这座监狱里，特务头子谷正文见惯了各种场面——他抓过上千个地下党，老虎凳、电刑这些手段轮番用，再硬的人，要么跪着求饶，要么吐尽秘密，直到一个叫张志忠的人，打破了他所有的“经验”。

多年后，谷正文在回忆录里还反复提这个人，语气里藏着连自己都没察觉的敬佩：“在所有被捕的人中，张志忠可称唯一硬汉。”

要知道，谷正文本身就是个“叛徒老手”——他早年也是地下党，被捕后立刻变节，转头就帮国民党抓自己昔日的同志，手段狠辣又懂套路，能让他说出“硬汉”两个字，张志忠到底做了什么？

故事要从1950年2月7日的深夜说起。台北新公园附近，有一家中西大药房，二楼的灯还亮着，张志忠就坐在桌前，手里还攥着没来得及收好的秘密文件。

突然“砰”的一声，房门被特务踹开，手电筒的光齐刷刷照在他脸上，换作别人早慌得手忙脚乱，可张志忠只是慢慢抬起头，语气平静得像在说“今天天气不错”：“知道你们会来，我等很久了。”

这话让领头的谷正文都愣了——他抓过那么多人，要么喊冤，要么反抗，从没见过有人“等”着被抓。

更让他意外的还在后面，张志忠看着他，接着说：“这阵子我几度想死，却没勇气，现在你们来了，正好帮我两件事。第一，帮我死；第二，把我孩子养大，记住，千万别让他碰政治。”

谷正文当时心里还犯嘀咕：这人怕不是吓傻了，说胡话呢？可接下来的日子，他才明白，自己错得有多离谱。

为了让张志忠开口，谷正文的“狠招”全用上了。先是老虎凳，几块砖头垫在脚下，腿被硬生生掰成直角，疼得人冷汗直冒，可张志忠咬着牙，一声不吭；见这招没用，电刑又接上了，电流穿过身体的时候，人会控制不住地抽搐，不少人扛不过这一下就招了，可张志忠还是没吐一个字。

后来打得更狠，三根肋骨都被打断了，他疼得蜷缩在地上，脸色惨白，可只要有人问他“同党是谁”“文件藏在哪”，他要么闭着眼不说话，要么就冷冷地看着对方，一句话都不肯多讲。

硬的不行，谷正文又换软的——他太懂人心了，知道很多人嘴硬，无非是抱着“还有希望”的侥幸，要么为了自己，要么为了家人。

他凑到张志忠跟前语气放软：“只要你把知道的都说出来，我保证让你儿子杨杨过上好日子，不用跟着受苦。”

见张志忠没反应，他又接着劝：“你认识的那些人，早就招了，你一个人扛着有什么意义？再说了，蔡孝乾都投降了，他可是省工委书记，连他都变节了，你还坚持什么？”

蔡孝乾这个名字，在当时的台湾地下党里分量极重。他参加过长征，是见过大世面、经过大风浪的老党员，按说该是最坚定的人。可张志忠听到这个名字，只是慢慢抬起头，眼神里满是不屑，看着谷正文说了一句：“你们永远不懂。”

这句话把谷正文气得够呛，他觉得张志忠是“油盐不进”，干脆又出了个损招——把张志忠十岁的儿子杨杨接到监狱里，让孩子天天在父亲面前晃。

谷正文知道，“亲情”是大多数人的软肋，看着孩子在身边受苦，再硬的人也会心软。可他没想到，张志忠看着儿子，眼里满是疼惜，却还是没松口——他知道，只要自己说了，不仅对不起组织，往后孩子也会背着“叛徒后代”的名声过日子，那才是真的害了孩子。

更让谷正文慌了神的是，张志忠不仅自己不低头，还成了监狱里的“精神支柱”。每天早上一醒来，他就扯着嗓子喊口号，唱《赤旗歌》《国际歌》，声音洪亮，穿透牢房的墙壁，隔壁的难友都能听得清清楚楚。

狱警见状，拿着棍子往他身上抽，打得他身上青一块紫一块，可他还是没停，疼得厉害就咬着牙，声音哑了就扯着嗓子继续唱；后来狱警把他关进小黑屋，黑乎乎的房间里连一点光都没有，他反而唱得更响了。

慢慢的，隔壁牢房的难友，有人开始跟着他哼，原本死气沉沉的监狱，竟多了一丝不一样的气息。

还有人私下问张志忠：“我实在扛不住了，要不就招了吧？”张志忠握着他的手，语气坚定：“早讲早死，晚讲晚死，不讲不死。咱们扛着，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心里的念想。”

这话传开后，好几个本来打算招供的人，硬是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，咬着牙继续扛。

谷正文这下是真的慌了——他本来是想把张志忠关起来“磨垮”，结果反倒给张志忠搭了个“讲台”，让他鼓舞了更多人。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：“我办了那么多案子，头一次遇到这种人，油盐不进，还能带动别人，简直没办法。”

当时台湾省工委有四个核心领导，除了张志忠，还有蔡孝乾、陈泽民、洪幼樵，这四个人都经过大风大浪，按说都该是“硬骨头”，可进了监狱后，几个人的选择却天差地别，也更显得张志忠的难能可贵。

蔡孝乾是第一个垮掉的，而且垮得格外“荒唐”。他刚被抓的时候，还想装糊涂，报了个假名字，不肯承认自己是省工委书记。

谷正文也不急，他知道蔡孝乾平日里生活讲究，就天天让人给蔡孝乾买饺子，没提过一句“招供”的事。

结果吃了一星期饺子，蔡孝乾就扛不住了，在牢房里大喊：“我想牛排想疯了！放我出去，我肯定有回报！”

还特意指定要去“波丽露西餐厅”买——那是当时台北有名的西餐厅，消费不低，可见他平日里早就把“党员的本分”抛到了脑后。

谷正文一听，心里乐了，当天就派人去西餐厅把牛排买回来，送到蔡孝乾面前。蔡孝乾狼吞虎咽吃完，抹了抹嘴，立马变了脸色：“我带你们去抓人，那些地下党的据点，我都知道。”

结果到了一个黑暗的厂房，蔡孝乾趁特务不注意，偷偷跑了。

可他没跑多久，两个月后又被抓了回来，这次他彻底垮了，再也不敢耍小聪明，一周之内，就供出了400多个人，最后牵连了1800多人，整个台湾的地下党网络，就这么被他彻底毁了。

陈泽民一开始倒还有点“硬气”。刚被捕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身上藏着党员名单，一旦被搜走，更多同志会遭殃，就趁特务不注意，把名单塞进嘴里使劲嚼，特务们见状，赶紧上前掰他的嘴，手指都被他咬得出血，也没把名单抢下来。

后来特务用鞭子抽他，用烙铁烫他，他疼得浑身是伤，也咬牙没吐一个名字，连谷正文都私下说：“这几个人里，一开始我对陈泽民的印象最好，觉得他还算条汉子。”

可陈泽民的“硬气”，没扛过亲情的考验。谷正文见硬的不行，就把陈泽民的老婆和孩子抓来，关在他隔壁的牢房里，让他天天听着老婆孩子哭着喊“救救我们”。陈泽民看着孩子哭得通红的眼睛，听着老婆的哀求，终究还是顶不住了，对着特务说：“别为难他们，我说，我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们。”

洪幼樵则更“干脆”，他本身性格温和，像个教书先生，平日里办地下刊物《光明报》、贴传单，都是靠笔杆子做事，没经历过太多严刑拷打的场面。

一进监狱，没等特务用太多手段，他就软了下来，特务让他写悔过书，他就照写；让他给其他难友写劝降信，他也没拒绝，从头到尾，没怎么反抗过。

只有张志忠，不管是硬刑、软劝，还是亲情胁迫，从头到尾没松过一次口，没吐过一个字。更让人佩服的是，蔡孝乾叛变后，谷正文还特意安排蔡孝乾去劝降张志忠——他觉得，连“老领导”都变节了，张志忠总该动摇了吧？

那天，两人隔着铁栏杆见面，蔡孝乾穿着干净的衣服，一改之前在牢房里的狼狈，对着张志忠絮絮叨叨说个不停，无非是“现在形势已定，咱们再坚持也没用”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为了孩子也该好好活着”之类的话。

张志忠静静地听着，没打断他，等蔡孝乾说完，他突然冷笑一声，声音不大，却字字清晰：“你侵吞组织经费，生活腐化，以前天天去西餐厅吃早点，把党员的责任全忘了，现在成了叛徒，还有脸来劝我？”

这话一出口，蔡孝乾的脸瞬间变得煞白，站在原地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只能低着头，赶紧走了。

谷正文在旁边看着这一幕，心里五味杂陈，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：“蔡孝乾的人品，连叛徒都不如，卖起老部下的时候，连眼都不眨。我们这些搞特务的，都觉得他没底线，太丢人。”

连谷正文这样的“叛徒特务”，都对张志忠另眼相看，更别说当时的蒋经国了——蒋经国听说有这么一个“油盐不进”的人，特意去监狱见了张志忠两次，想亲自劝降。

第一次见面，蒋经国装出一副“和善”的样子，问张志忠：“张先生，在监狱里住得还好吗？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吗？”张志忠抬起头，眼神坚定，没绕任何弯子：“你如果真的想帮助我，就让我快死。”

蒋经国没想到他会这么说，脸色沉了沉，没再多说，转身走了。过了几天，他不甘心，又去了第二次，还是问了同样的话：“张先生，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？”张志忠这次回答得更干脆：“让我快死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。”

蒋经国走出监狱的时候，脸色难看得厉害，他大概也没见过有人把“死”当成唯一的“请求”，把“坚守”看得比命还重。

1950年11月，坏消息传到了张志忠的牢房——他的妻子季沄，先被执行了枪决，那年季沄才29岁。

季沄也是个“硬骨头”，特务之前抓了她，用儿子杨杨威胁她，让她劝张志忠招供，可季沄跟张志忠一样，眼都没眨一下，没说过一句软话，没透露过一点秘密，最后也成了烈士。

狱警把消息告诉张志忠的时候，他愣了一下，然后慢慢站起身，在牢房里站了很久很久。没有哭，没有喊，甚至没说一句话，只是背影看起来格外沉重。

可第二天一早，牢房里又传来了他的歌声和口号声，跟往常一样洪亮，只是狱警说，那天他的眼神，比以前更狠了，那是一种“哪怕只剩自己，也要扛到底”的坚定。

就这样，张志忠在监狱里被关了四年。这四年里，刑具没少用，劝降没断过，可他始终没低头，没妥协，每天依旧唱歌、喊口号，鼓舞着身边的难友。

1954年3月16日，行刑的日子到了。那天台北的风还是很冷，张志忠穿着囚服，从牢房里走出来，脚步平稳，脸色平静，没有一丝慌乱，就像他四年前“等”着特务来抓一样，从容得让人敬佩。

谷正文站在远处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：如果共产党里像张志忠这样的人多一些，国民党早就输了。

那天之后，张志忠的名字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都被“藏”了起来——他牺牲的时候才44岁，而大陆正式追认他为烈士，已经是1998年的事了，距离他牺牲，整整过去了44年。

或许很多人会问，张志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为什么能这么坚定？其实他的出身很普通，1910年，他出生在台湾嘉义新港的一个赤贫农家，小时候没吃过几顿饱饭，14岁的时候，为了能读书，他偷偷偷渡到厦门，在集美学校读书的时候，接触到了进步思想，看着国家受难、家乡被侵略，他心里埋下了“要救国、要救家乡”的种子。

1924年，才14岁的他，就和一群台湾同学一起办了《共鸣》杂志，专门宣传抗日——那时候的他，就已经知道，自己要走一条“不容易的路”。1932年，22岁的张志忠，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从此，“党员”这两个字，就成了他一辈子的信仰。

1939年，他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，被分配到八路军一二九师，在战场上跟日军打仗，枪林弹雨中，他没怕过；1945年底，抗日战争胜利后，组织让他回台湾，任务很明确——建立地下武装力量，保护台湾的同志，为革命事业铺路。

那时候的台湾，局势复杂，国民党的特务到处抓人，回台湾就意味着“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”，可张志忠没犹豫，收拾好行李就出发了。

1946年7月，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成立，他任委员兼武装部长，一门心思搞武装，联系进步人士，发展党员，为了组织的事，他常常几天几夜不睡觉，有时候为了躲避特务，只能躲在山里，吃野果、喝山泉，也没喊过苦。

1947年2月，二二八事件爆发，台湾民众反抗国民党的压迫，张志忠知道，这是组织武装力量的好机会。

他立刻在嘉义联系了李妈兜、陈篡地、简吉等进步人士，组成了“台湾民主联军嘉南纵队”，后来又改名为“台湾自治联军”，简吉当政委，他任司令，手下有朴子、北港、新港等八个支队，一共有几百号人。

3月4日，他们带着简陋的武器，围攻嘉义水上机场——那时候他们没有先进的枪支弹药，很多人手里只有大刀、长矛，可每个人都拼尽全力，因为他们知道，这是为了家乡，为了信仰。可国民党很快派了整编二十一师过来，装备精良，人数众多，形势一下子就逆转了。

张志忠看着身边的同志一个个倒下，心里疼得厉害，可他没慌，立刻下令“撤退”——他知道，硬拼只会让更多人牺牲，保存实力，才能继续跟敌人斗。于是部队化整为零，分散到各个地方，转入地下，这一躲，就是三年。

1949年底，蔡孝乾被捕，1950年1月，台湾省工委被彻底破获，很多同志要么被捕，要么失联，组织一下子陷入了混乱。张志忠接到命令，要尽快重组组织，把剩下的同志联系起来，可时间根本不够——特务已经顺着蔡孝乾供出的线索，到处找他了。

那时候，有同志劝他：“现在太危险了，你先去香港躲一躲，等风头过了再回来。”还有人说：“要不你躲到山里去，那里特务少，安全。”

可张志忠摇了摇头，说：“还有那么多同志在台湾，有的被抓了，有的还在躲着，我走了，谁来管他们？谁来给他们传递消息？我不能走。”

就是这句“我不能走”，让他留了下来，也让他在1950年5月，和13个同志一起被捕，从此开始了四年的牢狱生活，直到1954年牺牲。

谷正文活到了2007年，97岁的高龄，他这辈子抓过上千个人，大多数人早就忘了，可张志忠的名字，他记了一辈子，在回忆录里反复提到，每次的口气都不一样。

有时候是敬佩，觉得“他是真正的军人，懂战术，有骨气”；有时候是感慨，说“台共两千多党员里，就他一个从头到尾没松口”；有时候是不解，不明白“为什么有人能把信仰看得比命还重”。

有人说，张志忠这辈子，“敌人记住了你，朋友忘了你”——他牺牲后44年才被追认为烈士，很多人直到很久以后，才知道台湾曾经有这么一位“硬汉党员”；可他的敌人，却把他记了一辈子，哪怕是谷正文这样的人，也不得不承认“这是条汉子”。

其实不是“朋友忘了他”，只是那段历史太特殊，太多像张志忠一样的英雄，都把自己的名字藏在了“信仰”背后，他们不怕牺牲，不怕被遗忘，只怕没把“坚守”做到底。

如今我们再提起张志忠，提起季沄，提起那些在台湾隐蔽战线上牺牲的英雄，不是为了让他们“被记住”，而是为了记住他们用生命守住的“信仰”。

那是哪怕被关在小黑屋、打断肋骨，也不肯低头的骨气；是哪怕亲人牺牲、孤身一人，也不肯背叛的初心；是明明能逃走，却因为“还有同志要管”，就甘愿留下赴死的担当。

还有那些跟着张志忠在监狱里唱《国际歌》的难友，那些因为他一句“不讲不死”就咬牙坚持的同志，后来有人熬过了牢狱之苦，等到了光明。

有人没能扛过去，永远留在了那个冰冷的监狱里，但他们都记得，曾经有个叫张志忠的人，用自己的声音和身影，给过他们活下去、扛下去的勇气。

谷正文晚年的时候，常常坐在椅子上，对着窗外发呆，嘴里偶尔会念叨“张志忠”这三个字。

身边人问他，为什么总提这个人？他说：“我抓了一辈子人，见多了叛变、求饶，唯独他，让我明白‘信仰’这两个字，到底有多重。我们抓他，是为了‘任务’，可我心里清楚，他才是真正赢了的人——他输了命，却赢了骨气，赢了我们这些敌人的敬畏。”

1998年，当大陆正式下发文件，追认张志忠为“革命烈士”的时候，没有盛大的仪式，没有太多的喧嚣，只是一份薄薄的文件，一句迟到了44年的“认可”。可这份认可，分量却重过千钧。

它告慰了张志忠的在天之灵，也告诉所有人：那些藏在历史深处的英雄，从来没有被“遗忘”，只是我们需要一点时间，一点耐心，去拨开岁月的迷雾，找到他们的身影。

如今再走进台湾嘉义新港，那个张志忠出生的小乡村，或许早已找不到他当年住过的茅草屋，找不到他14岁时偷偷偷渡去厦门的渡口，但只要有人提起“张志忠”这三个字，总会有人停下脚步，慢慢说起：“哦，就是那个宁死不叛变的党员啊，是个真英雄。”

这就够了。英雄从来不需要太多的光环，不需要太多的歌颂，只要有人记得，他们曾经为了信仰拼过命、为了家国付过死，他们的故事，就能一直传下去；他们的骨气，就能一直留在我们心里，成为往后日子里，我们面对困难时，不肯低头的力量。

就像张志忠当年在监狱里唱的《国际歌》里那句词：“英特纳雄耐尔，就一定要实现。”他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天，但他用生命守护的信仰，终究在岁月里开了花，而他的名字，也终于和那些同样坚守的英雄一起，永远刻在了“烈士”的丰碑上，再也不会被遗忘。